“近平同志对普通干部关怀备至”——习近平在厦门（七）
采访组：苏总经理您好！您是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后见到的第一位同事，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苏永卯：来厦门工作之前，我一直在福建省委组织部工作。1985年6月2日一上班，省委组织部部长就打电话把我叫过去说：“中组部选派习近平同志到福建来工作，你今天上午去接待他。”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他是谁，部长就跟我说他是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习仲勋同志是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而且在“文革”中一直遭受迫害，我很敬重他。简单几句话的交代，我就马上去落实具体事务。
距离飞机到达时间很近了，我抓紧时间到机场接机。当时，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我就拿了一张《福建日报》，把“福建”两个字露出来，站着等他。我们彼此好像都有一点默契，他出来时，我跟他招手，他也跟我招手。
他一米八多的瘦高个子，随身背了个小挎包，穿着很朴实，上身是白衬衫，下身是深色裤子。他自己一个人来，也没有别人陪，一点领导干部的架子都没有。当时还是在义序机场（在福州郊区，高盖山南侧），我们开着7人座的中巴车，回到了温泉宾馆。
大概中午12点，我对近平同志说：“中午伙食我都安排好了，等下宾馆的同志会来带您去。”他提出要我和他一起用餐。我们吃饭的时候，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秘书来看他，给他打招呼说下午三点，项南书记和夫人要来看他。这是第一位来看他的领导，后来陆陆续续地又有其他领导来看他。
当时我们省里有规定，四菜一汤，里头有一道青菜、一道海鲜。我考虑到他是北方来的，就跟宾馆说要照顾他的口味，馒头、饺子、面条每餐都有一样。后来我问近平同志，这样吃行不行，他说这样吃很好。就这样，他在温泉宾馆住了一段时间，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对我来说接待上很好安排。
以前我这人思想有点偏见，想着高干子弟会怎样怎样。但我一看见近平同志，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平易近人。他和我第一次见面就叫我“老苏”，后来还跟别人说：“我到福建，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老苏。”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到厦门上任以后，您和他在工作上有哪些交往？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苏永卯：近平同志后来到厦门上任是自己过去的。我们当时本来要派车送他，被他谢绝了，他说：“尽量不给你们找麻烦。”然后就搭了辽宁省驻厦门办事处的车，坐了8个多小时才到厦门。
我跟他接触了几十年，他做事基本上就是这个风格，能自己克服的困难一般不找别人，对身边工作人员都非常体贴关照，但是要求也很严。
厦门作为我国著名的沿海城市，一直名声在外，被称作“海上花园”。可是近平同志来了之后，却感觉和他想象之中的厦门不太一样：道路比较狭窄，比较脏乱，市政府对面还是牛场，百姓家里烧火用的还是蜂窝煤。所以他讲，这不是他想象中的“海上花园”。我想，可能从那一刻起，他萌生了要和大家一起努力改变厦门面貌的想法。
他工作总是充满激情，到厦门之后，几乎跑遍了整个厦门。他曾经两次去海拔最高（900米）的军营村（在原同安县莲花镇的西北部），对那里的人一直挂念不已。从我个人亲身经历来讲，有一件事印象深刻，就是他亲自帮助建立了同安县银城啤酒厂。
以前同安经济很落后，工业基础比较差，有十几家国有企业，产值总共还不到2000万。但是当地水资源很好，他们想办一个啤酒厂，增加工业产值。本来市里不同意，因为当时市里已经有两三家啤酒厂了。同安县当时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知道我跟近平同志熟悉，就让我带他去找近平同志。近平同志得知此事要跟宁夏联合，认为他们干劲很足，又是一个大跨度的联合，有实践意义，就主动先找宁夏方面的人了解情况，又亲自带人去实地考察、听汇报。经过一番沟通努力，这个啤酒厂于1987年兴建，1988年投产，年产2000吨，产值600万，税收200万。在当时，这对同安人民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他们打心眼里感谢近平同志。
2010年9月6日，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厦门来，接见我的时候，我就向他报告说：“您当年帮助兴建银城啤酒厂的事，同安人民非常感谢您，写了个汇报材料，想让我给您看看，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他马上说：“怎么没有时间看！”过后我赶快请人把材料拿来，寄给了近平同志。
采访组：除了工作上的接触，您跟习近平同志在生活中还有什么接触吗？
苏永卯：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工作之外的接触。近平同志曾经三次到我家里来，这是最让我感到骄傲和荣幸的。
第一次就是接到近平同志的当天晚上。吃了晚饭，我想带他去东街口闹市区走一走。走了一段时间，他就说：“老苏啊，我们坐下来喝点冷饮好不好？”当时也是我考虑不周，因为当时福州的天气比较闷热，从温泉宾馆到旗汛口（离东街口还有一小段路），走了半个小时左右，衣服都有点湿了，本来就应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正好他又自己提出来，我就赶紧说好。到了冷饮店，我们一个人买了一杯冷饮，喝了一半，他突然问我：“老苏，你家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省委干部招待所里面的职工宿舍，又给他指了指具体方位。他听了就说：“走，到你家去看看。”
我当时心里很纠结，很矛盾。因为我岳父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迫害，我们全家都被下放了。在这期间，由于过度劳累和精神压力，我爱人身体非常不好，脚也肿了，腰也不好，还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虽然已经治疗了很久，但还是有幻听幻觉，有被迫害的妄想。这个情况我不好告诉近平同志，又担心他去的时候，我爱人的病会发作。所以一路上走着，近平同志说什么我都无心听、无心应，一直在想要是我爱人发病怎么办。
走到我家，我爱人开门，我就跟她介绍说这是北方来的习副市长。进去后，我们就在厅里喝茶，他很关心地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家里面积多大、孩子在哪儿念书等等。好在我爱人在房间里，情绪挺稳定，我也就放下心来了。
没过两天，我正式邀请近平同志去我家里吃个饭，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为了让他尝尝福建海产品，我做了鲳鱼、螃蟹两道菜。当我把鲳鱼整只夹到他碟子里，他说海鲜哪里有这么个吃法，一个人一次吃整条鱼，我说我们都是这么吃的。其实我是想让他多吃点。我们就这样一边吃着海鲜，一边喝着散装啤酒，一边聊天。没想到，就这两样在福建再平常不过的海鲜，近平同志一直记着。后来他跟洪永世同志（时任厦门市委书记）说：“我吃海鲜吃得最痛快的一次就是在老苏家。”
第三次就是我到厦门来工作后。1985年底或是1986年初，我正式搬到厦门，当时近平同志已经到厦门工作，任常务副市长。1987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老苏，你家住在哪里，我想到你家里去看看！”我说：“您不认得路啊，我去路口等您吧！”我家虽然离市政府不远，但还是有一段路的。他来了以后，我爱人精神还好，还给他包饺子吃。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就跟我们有说有笑地吃饭聊天。
近平同志三次到我家的经历，一直感动着我们一家人，他亲切、随和的印象也一直铭刻在我们心里。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有没有跟您聊过他来福建之前的事情？
苏永卯：他给我说起过他在梁家河当知青的事情。他说：“我不到16岁就去梁家河插队，当时也没有带什么东西，除了日常用品以外就带了整箱的书，劳动休息的时候我就看书，晚上也看书。”我也曾下放过，但我那时候就没有心思看书，可见近平同志的意志力非常强。
他还说起当时在梁家河插队要“过五关”，就是：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其中过跳蚤关尤为难熬。我想到我下放的时候，虽然也不是很好，跟以前的生活有落差，听他一讲，我下放地的条件算是很好的，吃住都不错，劳动任务也不是特别重。当时他讲的这些话，对我是一种启发和教育。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交往吗？
苏永卯：近平同志离开厦门赴宁德之前，我拿过去一些草绳、袋子，跟他一起整理东西。他生活很简朴，行李也很简单，只有一些衣服、一台小冰箱、一台小电视机，其他都是书和文字资料。
2002年10月近平同志从福建调任浙江省主要领导。临行前，已经退休的我专门前往福州送行。此时，他刚来福建时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恍如昨天。
后来我跟他之间也有断断续续的联系，他在宁德工作两年间，我去拜访过他三次。第一趟我是跟我们单位领导一起去的。后来两趟是我自己去的，他见到我非常高兴，跟我拉拉话。当时宁德是贫困地区，经济在全省排名最末，走的都是高低不平的沙土路，跟厦门相比差得太远了。我看过一些报道，知道他经常带队到最边远的山区调研考察，心想他这个地委书记当得真辛苦，真不容易。
他到福州工作以后，我又去过一趟。那次就是简单拜访，去坐一坐，看一看。后来也没有太多机会去看了。到了省委省政府工作以后，他到各个地区调研考察比较多，也经常会到厦门来，来了基本就住在厦门宾馆这边。
2004年8月，我到杭州去拜访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但还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接见我，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非常关心。
浙江的杭州、普陀山我都没去过，那次去本来想多待几天，稍微转一转，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发现近平同志眼睛红红的，有血丝。我就问他的秘书：“书记的眼睛怎么了？”秘书说：“书记每天都忙到下半夜，眼睛哪能不红？”我一听，觉得不应该再麻烦他，很快就回厦门了。
近平同志这个人重感情，很念旧，很有人情味，越是基层的人，他越记得牢。后来他到北京工作，成为中央领导人，厦门的同志几次上北京拜访他，他都会问到我：“老苏现在退休以后生活怎么样？”我知道以后，感到很温馨，非常感念他对我的关怀。
2010年9月6日，省委办公厅通知我，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到厦门考察，要见见我一家，叫我到海悦山庄去。那次他是到厦门出席98投洽会，还要调研考察一些地方，事情多得很。尽管如此，那天晚上8点，他接见了我们一家人，我们很激动。
采访组：您跟习近平同志交往这些年，能不能给我们谈谈您对他的整体印象？
苏永卯：到你们采访的今天，可以说我跟近平同志认识整整32年了。我很庆幸自己在32年前，有机会成为他到福建后第一个见到他的人。之后这些年与他的接触和交往，又让我深深感受到他那种朴实平和的品质，感受到他心思细腻、体恤周全的性格。他为人很有亲和力，对老干部、老同志非常关心，为人处世和谈吐都非常有分寸。对普通群众、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关心，像我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他都那么关怀鼓励，让我感触很多，而且深深影响着我日后的为人处世、工作态度、工作追求。
他和人讲话都很客气，但都有一定的分量，不像有些领导，用很生硬的口气命令人，而是用很通俗的、像交谈一样的语气来做大家的工作，让人感觉是一种平等、平和的交流。他还经常会讲出一些新话，比如“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俭身自省”等等，对我们很有启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几年，我们国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成果有目共睹，这些反映和评价在基层都能听到，可以说是有口皆碑。近平同志用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很多人。我们一些退休的老同志经常在一起聊天，都很挂念他的身体，有时候看到他很辛苦，都很心疼，但是党和国家需要他，没他不行。有他领航掌舵，是人民的福气。
我为我这辈子能够有机会与党的总书记像老朋友一样交往感到万分荣幸。我们是在不经意当中结下了友谊，我这辈子都很感念他，我衷心祝愿他保重身体，带领党和人民实现中国梦！
